变革时代的文学批评

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在文学有了极大发展同时又充满矛盾和困惑的今天，总结二十年来的成绩、研究探讨文学发展的理论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一、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

讲新时期文学，离不开邓小平理论。文学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不仅仅反映在邓小平对文学问题的论述中，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与核心、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影响上。譬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生产力是决定因素，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等。这些观念和与此相联系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巨大的思想力，它启动和推动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轮子，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入活力、带来生机，也给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二十年文学之变化，无不与这种思想力的冲击和影响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我们可能至今还在“二元对立”和“三突出”的艺术思维模式中徘徊，文学批评也许始终离不开那种不是用作品说明理论便是用理论批判作品的老路。邓小平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导中华民族从贫穷落后走向昌盛的一面旗帜，作为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也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

文学永远离不开现实中的人和人的现实。不管作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都不得不面对正在变革中的生活，尤其是已经进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尽管作家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情感方式和不同的表达方法，但无一作家例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和说明这个现实的变化。哪怕是描写历史的作品，也无法摆脱现实对他的影响和他对现实的感受。所以现实主义批评，必须同时面对文学文本和现实生活两个客体。因此对现实的认识至关重要，它是当今文学批评的生命线。不理解变革中的中国现实，就不会有大气的史诗般的文学巨著，也不会有有思想、有份量、有深度的文学批评。这是我们的文学批评所面临的一种挑战，也是一个难题。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差异和对立、批评的分野和流变，都或多或少与此相关联。所以，研究当今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问题，离不开这二十年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历史的思想武器邓小平理论。

二、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三个阶段和三次论争

我国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从发展的角度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拨乱反正时期（1976年—1982年）

这个阶段的中心是批判极左的文艺路线，把被颠倒了的理论是非颠倒过来。是解决现实主义与伪现实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矛盾。当时的理论批评，在恢复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批判“三突出”创作方法，批判“根本任务论”，推倒“文艺黑线”论，为所谓“黑八轮”翻案，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提出质疑，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清除十年内乱制造的种种流毒，以及长期“左”的思想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规模投入这场战斗，可以说完成了一项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

二，“方法热”时期（1983年—1989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形势，长期封闭的中国文学，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来的影响。诗和小说创作首先引入西方现代派手法，而理论批评要说明新的文学现象，仅依靠传统的方法是不行的。这时，西方现代文论被大量翻译出版，各种理论模式研究方法开始引入批评实践，文学批评的一贯的社会政治视角的思维结构和指导性、批判性、思辨性的批评方法，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冲击。这次论争的双方是“传统批评”同“新潮批评”，中心问题是“现代化与现代主义”。如在第一阶段后期已经开始的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关于小说观念的讨论，关于文学的主体性的讨论，关于形式美问题的讨论，关于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讨论，关于反映论的讨论等。这是传统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思维的一次正面冲突。在这个时期，介绍进来的新的理论有：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存在主义、文艺符号学、心理分析学、直觉论、接受美学、文艺现象学、阐释学等，此时文坛上也第一次出现了“新名词轰炸”。在大开眼界与头晕眼花之中，人们也对文学批评本身开始了新的思考和认识。文学批评的意识和结构均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了不同批评相位和批评方法的批评派别，并涌现出了一批传达新观念、新信息的文学批评的新生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变化，不仅同当时文学创作的演变相关，而且与音乐、绘画、戏剧等艺术门类的生变相通，属于一种长期封闭后突然开放而迸涌出来的现代文化思潮。江河奔流而又泥沙俱下。在这一时期出现大量生吞活剥、稀奇古怪的不规范的现象，是可想而知的。它是发展中难以超越和不可替代的一个环节。

三，调整时期（1990年—现在）

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一种调整的状态，进入了沉思的时期、整合的时期、自省和重新自我确认的时期。看来，不管文学如何超脱，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依然是实实在在的。这一阶段的文学批评，在看似“沉寂”与“无序”的状态中，努力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寻求新的定位，探索新的理论框架和策略，创造新的存在和生长方式。这是随着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文学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所产生的一次变化。观念形态、结构语言和表述方式，均在不动声色中出现了变易。文学显然变得更自由、更个人、更现代、更复杂、更难于把握。文学多元，已经成了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不是一个“我们希望它是什么样”的问题，而是一个“它已经是什么样”的问题。面对这个多元多样多变的现实，中国文学批评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在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论争有：文学与道德问题，“严肃文学”的命运问题，人文精神问题，女性文学问题，个人写作问题，文学批评中的“新”和“后”的问题，现实主义冲击波问题等。这其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论争最激烈的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场讨论已经偃旗息鼓，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我认为讨论本身告诉我们的可能比结论更重要。首先，这是一次没有任何背景的文学理论批评界自发自主的讨论，是一种排除了非文学因素的文学家之间完全自由的论争；其次，讨论由上海青年理论家引发，但却吸引了全国一大批老中青知名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参与，许多报刊都发表了文章，《上海文学》、《作家报》、《读书》等进行过连续性专题报导，可以说是新时期拨乱反正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理论论争；再次，人文精神在这里，不仅是文学思想和批评理论，更是一种文化思潮。探讨的内容涉及到：道德文明同社会进步的关系，社会生活同精神生活的关系，世俗关怀同终极关怀的关系，以及理想与现实、中心与边缘、生存目的和生命意义等等一系列与社会价值观念和人类文化精神相关的问题。其实质是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发展问题。问题的提出，自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它代表了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困惑，文学的困惑。反映了社会世俗化、商品化中，文化人对形而上的追求和渴望。但要真正改变社会人文精神的颓势，唯有改革这条路。只有在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的过程中，才能提高人的精神地位，提高人的自信、自珍、自强、自律能力，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文素质。这是用无数历史教训和沉痛代价所换取的结论。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人们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们的文明方式，而不是相反。

调整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结构性的；不仅是思考和选择，而且是文学自身的规律性整合。它的积极意义就是出现了文学批评的新思维、新格局。这是当初并未想到的，但却是符合文学及其批评理论发展趋势的。由有序到无序，看似力量在丧失，实则是一种进步，是在聚集新的潜能。因此，尽管当下的批评状态不佳，令人失望之处颇多，但从发展的眼光看是有前途有希望的。今天，有些年轻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贬损文学批评，甚至否定它的存在，他肯定没有想到他能够如此随心所欲，都是倚仗着几代评论家和作家付出艰辛努力、甚至被批判监禁而换来的自由环境和宽松气氛。是的，文学批评需要更具深度、更有力量、更切实际的理论思维和表述方式，也需要对人生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更长远的思考和更现实的观照。而这一切只有在开放改革的环境里开阔文化视野、拓展思维空间，在多元共生的条件下进行多角度、多相位、多层面的研究和探讨，才可能实现。

三、新时期文学批评变化的四个特点

20年来，文学批评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与过去有了明显不同。而这些变化是非常内在的、重要的，是我们建立新文学批评学不可忽视的内容。

1．凸现主体意识

强调主体、突出自我，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思维和理论表述的一个明显变化和重要特征。过去的批评，依附于作品，是文学创作的附属品。现在更强调它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强调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认为文学批评不能仅仅局限在对其对象的客观的介绍、说明、解释、阐发上，它同时也是发现、研究、创作和再生产。一些评论家在写作中，开始超越对文本的分析判断，致力于评论者主体思想及人格精神的表达。强调作品永远是被感受到的作品，提出“我所评论的就是我”的口号。甚至在评论形式和叙述方法上也趋于随笔散文化。新批评思维把文学批评视为评论者阐发对社会人生看法、外化内在感情的一种方法，它同样是创造，是一种情感思维和生命运动的方式。所以，有人说评论对他无用，以为自己很“新潮”，岂不知评论家也很“现代”，他并不看重作家的认同，评论是他认识世界和自我实现的过程。文学批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评论家体现自身价值的自足的活动。

即使完全分析作品，批评也不能跟着作家走。再大的作家在评论家手里都是一个客体，他不仅要说明作家在他营造的艺术世界中想要表现的东西，而要说明文本中无法表达的东西；不仅要剖析作家创造“真理”的过程，而且要解析作者的“无意识趋向”。无意识趋向就是文本中包含的作家意图以外的东西，甚至与作者创作意图相反的东西，这在批评理论中称为“意图谬误”。就是说，作家并不见得比一切人都更理解他的作品。所以，批评的功能已经不那么简单了。对读者来讲，它所提供的不仅是文本解释，同时也是社会文化阐释。批评的存在，既不再看成是为政治服务，尽管它离不开政治；也不再当作是为作家服务，虽然它离不开作品。它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科，是一种独立的社会需要。这一点，在这一时期，变得愈来愈明显了。

2．思维结构多元化

对文学艺术而言，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批评，一种理论、一种观念、一种流派、一种方法肯定是不行的。艺术是极其个性化的东西，批评的理论概念、思维方法、切入角度也是多种多样的。而这种特殊个性，用一位西方哲学家的话说，恰恰是从对某些形式的坚持和对某些形式的期望中，对老的、变得空洞的形式抵抗的克服中获得的。只有各种流派相依共生，此起彼伏，新形式不断否定旧形式，同时又为更新的形式到来创造条件，文学艺术及其理论批评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多元批评，一是指批评的观念方法，二是指批评的现实状态。而这两者都是客观存在的，又都是有利于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提升的。如撰写《艺术哲学》的丹纳所讲的：“形式与派别越多越是相反，人类的精神面貌就表现得越充分。”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至少有这样几种形式：传统的简单社会学批评、发展开放的现实主义批评、人文精神批评、先锋派批评、女性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这其中，有的倾向于理想，有的倾向于现实；有的看重理念，有的看重情感；有的具体，有的宏观；有的传统，有的现代；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已经陈旧，有的正在兴起。它们既与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各个阶段相联系，又同世界文学思潮的演替相呼应。其差异的存在，显然不是道德划分，更不是个人好恶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决定着在社会中必要的文学类型。它们的消长与兴灭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借用弗洛姆的话说，“是基于那里的‘被要求性’而完成的”。所以，在确立各自的意义和价值时，如果能够首先确定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及存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那就不会势不两立，而是另一种态度和方式了。

3．从思辨到分析

批评的转化还表现在阐释方法上，即从思辨批评到分析批评。这种方法论的转变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文学批评显然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完全用于引导和指导写作的职业，它不再是一种确定的权威和价值的代表。就是说随着文学的大众化批评也在世俗化。它从居高临下的位置开始渐渐回落到地面上，由思辨走向分析，这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本世纪人类思维的一种整体性变化。怀特为一本反映西方哲学的著作起的书名就叫《分析的时代》。

思辨批评是观念优先的批评，是目的论的批评。它把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文本是用来说明现成理论的材料。且不说过去的那种政治大批判，即使非常专业化的批评，也很难摆脱从预设概念入手的方法习惯的影响。与此相反，分析批评是观点在后的批评，原则是分析的最终结果。分析批评更重视事物的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互补性，表现了对绝对真理的质疑。分析批评是一种探索过程、认识过程和研究过程的批评，是一种发现、体验、思考的批评，给一部作品、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批评。分析批评包含着“平等”的概念、“宽容”的概念，是理解性的、对话式的批评。理解，在这里不是一个纯粹的主体行为方式，而是批评者和批评对象的存在关系；不是对立、而是合作，是在与文本的交流中，与作家彼此尊重，相互启发，共同探讨社会人生。所以，分析批评也是交流批评，是更开放、更自然、更贴近文学的批评。

4．走向综合的主流批评

对文学批评的流变，一是如何用开放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它的潜在意义，二是它确实夹带着各种“泥沙”，遇到了许多困难，处于一种低迷状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愿望问题，而是“在场”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按照外在需要和自身逻辑出现的存在。而在这个不被看好的存在中，我认为最欠缺的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主流批评”的状态。这是造成批评低迷的主要原因。

“主流批评”，是在现实批评中，从理论到实践，起核心、骨干及主导作用的批评。传统的简单社会学批评，或者称它为“理想主义批评”，已经很难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文学形势。它是从一成不变的概念出发审视文学，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评论作品。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与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文学很难融合。它虽有“主流”之名，却未能担当起“主流”的重任，无法起到主角和统领的作用。主角“失语”是我们的批评无力的最大问题。中国文学批评需要有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理论思维，与邓小平理论相匹配的理论策略。这就是“主流”批评的主流意识。没有这个意识，就没有高度，没有力度，没有深度，就在现实批评中没有位置，就无法与各种流派对话，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和强有力的思想支柱。

走向综合，是加强和提升主流批评的方法。综合，是一种世界性的新的理论和文化趋势，人们在寻求有效方法和理论来回答复杂的现实问题时，愈来愈趋向综合。对文学批评来说，综合是一种开放性研究思维。它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历史的美学的社会批评为基础，广泛吸取世界现代文学批评方法的优点，形成的一种综合的、开放的、现代的、现实的批评方式。是一种富于改革开放创新精神和锐气的批评方法。它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在文学话语与其它话语的复杂联系中，全面地、多角度地研究文学。它应该是21世纪中国文学主流批评的新模式。